这本位列五经的书,竟然骗了所有人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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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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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若想理解这其中的“天命”和“文王”,我们就不得不了解《尚书》。《尚书》本来就叫《书》,是中国最古老的政治和历史记载,被称为“三代之政典”。《尚书》中的“天命”观,深刻决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框架,也同样是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和历史的一把最重要的钥匙。然而,如此重要的一本书,竟然存在着一桩流传千年的千古悬案……

大家好!欢迎来到“知道经典——中外经典名著导读”课程的第13天。从今天起,我们将进入第三单元“历史与写作艺术”的学习。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将陆续介绍四部中国古代的重要史书,以及古希腊最早的“史学双璧”。今天,我们首先介绍的经典是《尚书》。

不过,虽然说是“史书”,我们却要首先澄清一点,那就是今天的这本《尚书》,以及明天、后天的两本《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按照中国典籍的划分,却都不在史部,而是在经部。严格来说,它们都不是史书,而是经书。只有第四本司马迁的《史记》,确实是在史部的。所谓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尚书》排行第二。但是,无论《尚书》还是《春秋》,我们的确又都可以称它们为史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都是先秦的“史官之书”

一、《尚书》原先就叫《书》

在周代,当时无论天子还是诸侯,都会设立史官。这个史官并不仅仅是负责撰写历史的官员,他实际上比较接近今天说的“秘书”。秘书的其中一项重要职责,就是随身为领导进行工作记录。史官也是一样。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也就是说,《尚书》和《春秋》都是由史官撰写的君主言行记录,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尚书》主要记言,《春秋》主要记事。但这也只是笼统的一个划分,实际上,《尚书》也没少记事。

但这本书的特殊性并不仅限于此,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这本书就叫《书》。或者《书经》,和《尚书》是一回事。我们夸人有学问,说人“饱读诗书”,这个“诗”是指《诗经》,“书”就是指《尚书》。比如孟子曾经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很有名,大家常常用它来论证读书无用论——“读书都读傻了,都读成书呆子了。只知道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但其实孟子这里说的“书”,是带书名号的《书》,他指的就是《尚书》这本书,而不是泛指所有的书。

我们知道,先秦时代,即使没有像今天图书馆里浩如烟海的这么多书,但也绝对不是只有这一本书。但只有这本书叫《书》,它抢注了《书》这个名字。这个事情就显得非常霸道了。比如,今天我写了一本书,那大家一定会问“你写的书叫什么名字?” 它肯定只是众多的书之一,是我写的这本书。但是我如果告诉大家,我写的这书它这就叫《书》。大家肯定会觉得你这个人太狂了,神经病。可是这本书,为什么就如此特殊呢?

简单地说,“书”这个字,原先指的就是《尚书》这一文体。什么是书?《荀子·劝学篇》中说道:“书者,政事之记也”。上古时代,识文断字是特殊技能,写作材料是稀缺资源,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有资格被书写下来的。而能够被记录下来的内容,主要便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典章。到了后来,随着书写材料的普及和书写题材的扩大化,“书”的含义也才逐渐扩大,到了孔子的时代,诗书礼乐都被书写记录下来,才有了各式各样的书。但实际说来,先秦时代被书写下来的依然只是单篇单篇的文章,而还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编排起来的书本。真正书籍的出现,要到西汉末年的刘向那里,我们在《汉书·艺文志》的介绍中,还会触及中国书籍演变的历史。所以,总而言之,“书”的含义最初就是专指《尚书》,而后才逐渐扩大到了广义的图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尚书》是“中国万书之祖”,并不过分。

二、上古之书,是为《尚书》

《书》被称为《尚书》,这个“尚”字并不是原先就有的,而是后加上去的。什么时候加的呢?应当是在司马迁的时代。因为今天我们能够见到最早使用《尚书》这个写法的人是司马迁。原因正如我们刚才所说,书籍的含义已经扩大,为了区分这本书和其他书,就给它上面专门加了一个“尚”字。

“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高尚的“尚”基本等同于今天我们用的上下的“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书名的含义:首先,是上古之书,时间久远。第二,至高无上之书,指的是圣王之书。第三,意思更曲折一点,以之为上,说明这是一本被广泛尊崇的、被尊敬的书。于是,我们可以归纳它的几个特点:悠久、厚重和高贵。说是“高大上”问题也不大。这样我们可以简单地给《尚书》下个定义:上古之书,是为尚书。

正如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本《尚书》是上古历代史官所记述下来的一篇篇重要典章,所以这本书是没有统一的作者的,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这些史官的姓名,今天我们也完全不可考。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位编者——那就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孔子

我们知道,孔子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删述六经”。但“删述六经”是一个笼统的概括,虽然六经的形成与传授毫无疑问都同孔子有关,但是孔子所作的“删述”工作,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删定诗书。重复一下我们在《论语》的介绍中向大家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的伟大不是在于他写了一本《论语》,他说了一些“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样的话,而是他作为一个古典学家的身份。

我们在介绍《诗经》的时候有所交代,当时传到孔子手上零散的诗篇,似乎有3000篇之多,庞杂零散,无法成书,孔子将其删减到了300篇的篇幅,并且重新加工文句、编排次序、阐发内涵,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诗三百”。那么,孔子对于《尚书》所作的删定工作,和“删诗”是比较类似的。

但是孔子所能见到的零散的“书”的篇目,应该不会有3000篇那样多。因为《尚书》每篇文章的字数显然都要远超《诗经》;并且,《尚书》不像《诗经》中的诗篇一样,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广为口头流传。所以孔子所能见到的《尚书》,或许几百篇,或许一百多篇,总而言之,他将《尚书》删减到了100篇或130篇,并为之作序,阐发内涵。但与《诗经》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孔子删定之后的这个百篇《尚书》,依然还不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版本。不像《诗经》被孔子编辑之后,就基本上岁月静好地躺了两千多年,《尚书》这本中国书籍的老祖宗,却遭遇了极为坎坷颠沛的命运。不过现在,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三、最大特点:难读

我们首先应该说一说,也给大家打一打预防针的,是《尚书》最大的特点:难读。

在这里,我们首先得澄清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现代汉语通常叫做“白话文”,而古代汉语通常叫做“文言文”。我们可能会误以为,民国以前古人说的话都是一回事,都叫文言文。其实不然。在中国历史上,古人说的话也有两种语言:一种是春秋以前的语言;另一种是春秋以后,一直到晚清的语言,虽然两千多年间也有变化,但总体来说,是在同一个语言框架内的,我们读两千多年前的《左传》和三百年前的《聊斋》,本质上还是同一种语言。但是《尚书》就不是了。这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即使对于战国时代的人来说,《尚书》的语言也已经跟打哑谜似的了,一种“火星文”。它的语言,属于春秋以前的语言。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大的变化呢?在大约西周后期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整个换了一种语言,多麻烦啊。人都不傻,平白无故,为什么要搞这样一出?实际上,这同书写媒介的变化有很密切的联系。

不知道有没有喜欢去博物馆的同学。如果我们去国内的大型博物馆,比如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我们会发现,博物馆们的镇馆之宝,一般都是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后代的艺术品,不管是多么华美的唐三彩,多么精致的青花瓷,都无法凌驾于青铜器之上。而我们关注青铜器的话就会注意到上面的铭文,刻着的字。我给大家随便念上两句。

西周宣王时代的“毛公鼎”铭文:“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

西周成王时代的“何尊”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大家一定听不懂我在念什么,看字也不知道在说什么。知道的是我在念西周铭文,不知道的可能还以为乱码了。这种语言和我们读四书五经,读先秦诸子所见到的文言文,都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这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另一种语言体系。而《尚书》所使用的,就是这样一种语言。

在《尚书》形成的年代,竹简还没有被用于书写。典册诰命,都是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铭文一样,被直接镌刻于金属器皿之上。在青铜或是更早的甲骨上写字,那可费老劲了。所以文字自然是能少则少,能省则省,言简意赅,基本靠猜。但是大约在西周后期,人们突然发明了竹简,相比贵重的铜器,竹简不仅成本低廉,而且易于书写,这就大大解放了被书写媒介所限制的汉语的表现力。于是,汉字的表达功能迎来了一次井喷式的飞跃,这就有了我们所看到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学的极大发展。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尚书》的语言对古人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

例如,唐代的大文豪韩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对《尚书》的语言就有过一个著名的评价:”佶屈聱牙(jí qū áo yá)”。今天我们吐槽一个人文章写得晦涩难懂,往往会用到这个成语。不过下次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掂量掂量,看看是他难懂,还是《尚书》更难懂。

近代的胡适先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同学们你们怎么学习文言文呢,你们就去读《聊斋》。《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小说,它的文言文是很古雅的,你们读好《聊斋》,如果你能读懂读通,中国的古典文献你就已经没有读不懂了的。除了《尚书》。

说了这么多,好像一直在黑《尚书》,但其实并非这个意思。一是我们需要了解,《尚书》的特殊和伟大,关于上古时代中国最古老的语言形态,古人和今天的我们都所知甚少,如果没有《尚书》的保存,我们不过只有一些钟鼎铭文的只言片语,我们对春秋以前的前3000年中国文明的样貌,近于一无所知。二是我们也需要沉下心来,去除这种心理上的隔膜。如果我们在借助工具书的帮助下真的能读进去,我们甚至是能感受到它的那种古雅浑厚,大气磅礴的美感的。所以,相传子夏对《尚书》有一个评价,叫“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希望我们也能读出这种味道。

四、《尚书》的基本内容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尚书》的基本内容。按时间来说,《尚书》这本书总共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基本上分别是对应于夏商周三代。第一部分是叫虞夏书,第二部分是商书,第三部分是周书。

不过,第一部分是“虞夏书”而不是“夏书”,实际上它不光是讲了夏代,还有夏代前面的尧舜时代。舜的国号是“虞”。我们常说尧舜禹,尧舜和禹是连着的,所以《尚书》也把它们合编了起来。

虽然分为三个部分,但是三个部分也不是平均的。今天能见到的《尚书》,满打满算一共58篇,其中《虞夏书》是9篇,《商书》是17篇,《周书》是32篇。《周书》占了一半多。所以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在周代,但是夏商两代的情况也并不少,也就弥足珍贵。

从文体上说,《尚书》笼统地讲是“三代之政典”,但是它的文体是比较驳杂的。我们可以选几篇听一听文章的标题:《尧典》《大禹谟》《洪范》《汤誓》《仲虺之诰》《武成》《多方》……不太能够听出来比较确切的文体分类。不像《诗经》就很明确地分为了“风雅颂”。

那么唐代的经学家孔颖达老先生,奉命编修《五经正义》时,在《尚书正义》里面,就把它分为了十种文体。这十种文体呢,现代学者又进一步进行了简化归并,大致可以分为六种:

第一类叫“典”,主要记载圣王本人的言论,比如《尧典》《舜典》。我们对于尧舜事迹的全部了解,都来自这两篇文献。有同学说不对,不是还有《史记》吗,但《史记》的上古部分主要也是根据《尚书》看来的。

第二类叫“谟”,记载的是君臣之间的谈话策议,比如《大禹谟》《皋陶谟》。“野无遗贤,万邦咸宁”这两句成语,就出自大禹和臣子伯益等谈话的《大禹谟》。

“典”和“谟”是《尚书》当中品质最高的两类文体。所以也往往以“典谟”来代称整本《尚书》。

第三类叫“诰”,诰,顾名思义,它是君王对臣下的告诫,比如《汤诰》《康诰》,我们熟知的“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就出自商汤训诫臣下的《汤诰》。

第四类叫“”训”,训是反过来,是臣下对君王的劝导和建议,比如《伊训》,就是伊尹对商王太甲的劝导之辞。

再下来第五类是“誓”,“誓”也是很重要的一类,誓师之词。在行军打仗决战前夕,要举行一个誓师仪式,比如《甘誓》《汤誓》《泰誓》《牧誓》,都属于这一类文体。其中《牧誓》就发生在著名的牧野之战,是牧野之战前夕周武王的誓师之词。

最后一类是“命”,可以理解为君王封赏臣下的“委任状”,比如《文侯之命》《蔡仲之命》。《蔡仲之命》,就是在周成王时代,周公平定了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对蔡叔的儿子蔡仲的告诫之语。我们可能听说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句话便出自其中。

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尚书》这样分为六类,但是也有一些特例,就没有办法放在这里面了,比如说《尚书》中有非常特殊的一篇《禹贡》。我们知道中国也被称为“九州”,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那么谁把中国划分为了九州呢?其实就是在《禹贡》这篇文章。集中代表了当时的地理学知识和上古的世界观、天下观。因此,它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祖师。在20世纪初,顾颉刚先生发起中国历史地理学会的时候,就取名叫做“禹贡学会”。

尚书我们大体可以分为这六类文体。我再兜售一点我个人的不成熟的看法。我们在介绍《荷马史诗》时向大家提到过,在西方民族最重要的文学类型是史诗,每个民族的精神基本上都是由自己最古老的长篇史诗所奠定的。不光《荷马史诗》,英国的《贝奥武甫》,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都是本民族的长篇史诗。但在中国,什么文体都有,唯独没有史诗。这似乎显得有些缺憾。但在某种意义上,《尚书》或许可以当得起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史诗——虽然它并非以诗体写成。

五、一言以蔽之:“三代之政典”

从上述的文体分类我们不难看出,《尚书》的内容极为厚重。我们一言以蔽之的话,可以概括为夏商周“三代之政典”。如同《圣经·旧约》中的“律法书”《摩西五经》,通过记载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而构建了以色列民族的心性,《尚书》也是通过对三代圣王言行的记录,为整个中国文明塑造了一份理想政治的蓝图。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朝向美好政治的努力,都会打出“回向三代”的旗号,回到三代圣王的天下大治的理想中去。这并非是复古倒退那样简单。如同文艺复兴打出回到希腊罗马的旗号一样,历史中的上古三代,和历史中的希腊罗马,当然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而是构成了人们借以想象美好时代的一座标杆。《尚书》树立了理想政治的楷模和丰碑,从而在神话般的意义上构成了历代中国政治家用来加以对照和鞭策的一面镜鉴。而在《尚书》中最终形成的周代政治思想,也构成了中国政治思想的源头。

关于《尚书》中所反映的上古政治思想,我们通常用“敬德保民”一词来加以概括。不过,这个词虽然耳熟能详,但却并非《尚书》中的原句,而是对《尚书》中相关内容的提炼和概括。

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多说一句。严格说来,《尚书》中的三代政治思想,也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时代变迁的轨迹。在夏商两代,我们在《尚书》中常能看到“钦若昊天”“敕天之命”这样的话,将“天”视为一个威严的、全能的人格神般的最高存在,在“好鬼”的商代,更是围绕着对天/帝的崇拜而形成了整个神权政治的统治体系。然而到了周代,周人一方面继承了前代对于至高无上的“天”的重视,沿用了基于宇宙论而推导出人现实政治的思考方式,但是另一方面,周人通过对“德”的发明和强调,改变了不可捉摸的、令人恐惧的“天”的形象。“天命靡常”,上天的心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得则得之,无得则失之。在《尚书》的《西伯戡黎》一篇中,商纣王自负地对臣下说道:“我生不有命在天”,我是秉承天命而为天子,天下怎么可能被他人夺取。然而纣王的大臣祖伊无情地告诉纣王:正因为你荒淫无度,不合天的心意,不守天的法度,现在上天已经弃你而去,天命转移给了有德的西伯(即周文王)。

这样一个场景,生动地表现了殷周之际政治思想的转变。这一转变,在近代被大学者王国维先生称为“殷周变革”。天还是那个天,但天命的含义已经在无形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核心不再是天之命,而是人之德。天下需要有德者方能居之。因此,政治的核心,就在于“敬德”,如何保持和发扬一个王朝自身的德性,而这样的德性,又根本上是从“保民”当中而来。“天命”是政治的终极合法性的来源,但这一合法性还是在于统治者的作为,是行善政还是施恶政。这便是《尚书》为整个中国政治所奠定的基本框架。

除此之外,《尚书》的许多具体观点,也都充满洞见,日后分别成为特定政治思想的理论资源。

例如,《大禹谟》中“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思想,强调了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在后代,“利用厚生”便往往作为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的代名词。

又比如,《五子之歌》当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便在战国时代发扬光大为孟子的“民本”的学说。

再比如,《泰誓》中 “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思想,简称为“天听天视”,在汉代的董仲舒那里,便发展为著名的“天人感应灾异”论。上天始终通过百姓的眼目观察着帝王的作为,如有不慎,上天便会降下灾异予以警戒。

最后,在《尚书》中相当特殊的一篇《洪范》中,最早出现了“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学说。虽然在《尚书》中,五行学说不占太重要的位置,但在战国时代,经由阴阳家的发展,这一学说最终异军突起,成为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分支的一种宇宙观。

说到这里,我们便可得知,《尚书》这本“三代之政典”,是有多么重要了。

六、《尚书》坎坷的命运(一)

然而,这么重要的一本书,它的问题反而最大。

我们知道,“四书五经”这样最具根本性的经典,传到我们手上,基本上经过了历朝历代无数学者的反复阅读、讨论、质疑、推敲、注释。众目睽睽,谬误无处遁形,至少在根本性的地方,基本上是不太会有什么问题。但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是,《尚书》是有问题的。

清代学者发现,传到他们手上的《尚书》有58篇,其中竟然有整整25篇都是假的,另外33篇也不一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我们就要从《尚书》坎坷的命运身世开始说起。

我们知道,中国先秦典籍,在秦代都不幸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秦始皇焚书。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当然不是秦始皇不喜欢读书。而是秦始皇自视为一个新时代的缔造者,一个历史终结者——更夸张一点,有学者甚至说,秦始皇是弥赛亚——为了给自己开创的时代铺路,他认为,就必须抹去过往时代的这些文字记载,使得“以古论今”变得不再可能。所以,秦始皇焚书,主要针对的其实便是六经。那么,我们也不难想象,《尚书》是最集中地保留上古圣王的事迹的,它遭到的损失自然也是最严重的。

几十年后,到了汉文帝的时代。汉文帝作为一个贤明的皇帝,思慕上古圣王的作为,于是下诏寻访一本《尚书》。这时出来了一位九十多岁高龄的学者——伏生。伏生在秦始皇的时代就立为《尚书》博士,然后竟然一直活到了汉文帝的时代。伏生真是一个博闻强记的老爷爷,他根据自己的记忆,口授下来了一共28篇尚书。因为是用汉代当时的文字所写,就被称为《今文尚书》。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又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在更晚的汉武帝末年,有一个诸侯王鲁共王,他的王府在曲阜。他想扩大自己的王府,就把孔府给拆了,从孔府的墙壁中间抖了出来好几十卷书。这些书的书卷的文字,当时的人们已经不认识了,是用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字写成的,所以就被称为“古文”。其中的《尚书》,便被称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了16篇。

这样就形成了《尚书》的两个文本系统。实际上出现的顺序是今文在前,古文反而在后。

到东汉的时候,还有一些新的本子出现,比如说东汉和帝时期有一个叫张霸的人,张霸自称我家藏有102篇孔子当年编下来的真《尚书》,然后他把这书拿给皇帝,然后皇帝请五经博士来看一看这现在是不是真的,一看说是假的,然后就下狱,给廷尉说看治什么罪。廷尉说该治疗死罪,《尚书》你都敢冒充敢伪造。然后汉和帝说,算了算了,他能编这么多篇也不容易,也是个人才,放了放了。

但是我们知道,秦始皇焚书并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文化灾难。同样,这也不是《尚书》最后一次经历浩劫。几百年后,西晋末年,当时爆发了著名的“五胡乱华”,外族攻陷中原,于是晋朝宗室被迫“衣冠南渡”。天下大乱,保存在国家官方图书馆里的大量典籍,又大量毁于战火,其中自然包括《尚书》。南渡之后,东晋小朝廷可能已经没有了完整的今、古文《尚书》。

突然有一天一个叫梅赜(泽)的人,这个人官当得还挺大,叫做豫章内史,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委书记。这位梅赜突然给朝廷说,报告皇上,我手上有全套的《尚书》,还是当年大儒孔安国先生为它做过传的《尚书》,每一篇上面都有孔安国的传,可以确定他是真的。东晋君臣一看,了不起了,经历战祸之后,竟然有梅赜献上《尚书》!梅赜所见的《尚书》是多少篇呢?是33篇今文,25篇古文,一共58篇。

这58篇的尚书版本就作为尚书的正典保存和流传了下来,很快地它就压倒了其他尚书的版本,我们也都见不到了,也不清楚那个时候到底还有没有其他《尚书》的本子在。到了唐代孔颖达编修《五经正义》,其中的《尚书正义》就完全是以的梅赜的58篇尚书为基础的。

七、《尚书》坎坷的命运(二)

到了宋代,其实就有人开始怀疑这里面真实性的问题,最有力的是朱熹。朱子非常好玩,朱子说,我看古文尚书跟今文尚书觉得很奇怪,伏生默写下来的《今文尚书》,诘屈聱牙特别难;但是这个所谓的《古文尚书》,文字反而特别简单。朱熹就寻思了,伏生是个80多岁的老头,80多岁老头背《尚书》只背了难的,简单的反而没背下来。这事恐怕不对。所以,从宋代开始,25篇《古文尚书》的真实性就遭到了怀疑。

在朱熹的怀疑的基础上,清代初年,康熙年间的一位大学者叫阎若璩,他用了30年的时间来考订尚书每一篇的真伪,写成了一本《尚书古文疏证》,找了102个证据,用100多个不容辩驳的证据,断定了古文尚书是假的,是魏晋年间人的伪作,所以到这个时候,一千多年的冤案才真相大白,这个案才终于翻了过来,所以也成为了清代考据学非常突出的一个成果。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清代考据学打的旗号是回到汉学,反拨宋学,对宋代学者往往采取不友好的态度。但是它的第一个突出成果,却是在朱熹的启发下发展出来的。

这实际上说明一个道理:所谓“学不可无宗主,但不必有门户”。许多时候,不管在学问上,还是在事业中,都难免会有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派系,仿佛两军对垒,水火不容。但是,无法调和的原因往往只是你自己的水平不够高。超越表面上的门户之见、意气之争,各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才是大人物应有的胸襟。

那么我们接着说这本坎坷的《尚书》。阎若璩推翻了所有的《伪古文尚书》,虽然证据确凿,论证充分,但仍然不是最后的定论。在同时代就有另一位学者叫毛奇龄就起来喊冤,写了一本书叫做《古文尚书冤词》——尽管他的喊冤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然而特别是到了最近,随着新的出土文献材料的发现,例如在清华大学购藏的一批海外竹简——《清华简》当中,就明确地出现了今天被认为是伪古文尚书里的文字。比如,出自《伪古文尚书》的《泰誓》篇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这句话。所以使得人们对于所谓伪古文尚书到底有多伪,又不得不重新加以考量。

今天人们猜测,这个假的《古文尚书》可能是魏晋年间的一位经学家王肃所作。但是这个王肃作伪,他做得很巧妙、很高级,他不是整个给你瞎编,而是用掺水掺沙子的方法。或许有一些字句是流传下来的断简残章,然后根据这些只言片语,给它附会出来整篇的文章。所以这本伪书里面,就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除了特别明显的,很多也都不太好说。所以,今天我们再去看的时候,虽然要明确《尚书》58篇并不是一回事,里面有今文有古文、有真篇有伪篇,但也不应因此而断然完全否定《伪古文尚书》的价值。像前面我引用的《大禹谟》《五子之歌》等篇目里的名句,就是出自这个《伪古文尚书》。

所以,梁启超先生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这篇文章里面说:“《尚书》关于它的问题最为复杂,从古到今造伪辨伪的工作也再也没有比它更费力的。” 我们刚才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了《尚书》的流传和真伪这样复杂的故事,其实意在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回到今天一开始,我们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的时代,当然还没有《尚书》的真伪问题,但他这句话却是一语成谶。学问探索永无止境,追求真理也永无止境。如果不是朱熹、阎若璩这样的学者,大胆地质疑《尚书》的真实性,或许这桩蔓延了千年的悬案,到今天还没破。面对所有传给我们的知识,不管是哪个大V说的,不管是流传得多么广的一个说法,我们都应当拥有大胆地批判性思考的精神,不盲从,不盲信,亦不人云亦云。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从来如此,便对么?”

好的,那今天我们关于《尚书》的介绍就到这里。请大家不要忘了完成今天的阅读打卡,并查看我们的“今日总结”和“知道秘笈”。明天我们一起进入《春秋左传》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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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佶屈聱牙、典谟诰训誓命、殷周变革、敬德保民、今古文之争、伪古文尚书

【关键句】

1、但《尚书》主要记言,《春秋》主要记事。

2、《尚书》的特殊性在于它就叫《书》。

3、按时间来说,《尚书》这本书总共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基本上分别是对应于夏商周三代。

4、从文体上说,《尚书》笼统地讲是“三代之政典”。

5、“典”和“谟”是《尚书》当中品质最高的两类文体。所以也往往以“典谟”来代称整本《尚书》。

6、《尚书》的内容极为厚重,一言以蔽之,夏商周“三代之政典”。

7、《尚书》通过对三代圣王言行的记录,为整个中国文明塑造了一份理想政治的蓝图。

8、“天命”是政治的终极合法性的来源,但这一合法性还是在于统治者的作为,是行善政还是施恶政。这便是《尚书》为整个中国政治所奠定的基本框架。

9、汉文帝的时代,伏生根据自己的记忆,口授下来28篇尚书。因为是用汉代当时的文字所写,就被称为《今文尚书》。

10、在更晚的汉武帝末年,有用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字写成的44篇尚书,便被称为《古文尚书》。

【知道秘笈】

在《尚书》的阅读中,最合适的入门方法还是选择一个较为权威的现代注译本,仅有注释是不够的,需要对照译文初步疏通大意,逐步弄懂原文的含义。这样比较累地读上几篇以后,对《尚书》的文风特点,以及一些常用说法,就会积累一定了解,再读就会渐渐容易了。

在阅读的顺序上,正着读会比较吃力,一上来读的都是《尧典》这样比较艰深的篇目,所以也可以选择倒着读,即从第三部分“周书”开始读起,再往前读“商书”和“虞夏书”。

【思考题】

在“五经”当中,其他各经虽然也有版本出入、今古文之争,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大规模作伪的现象。唯独《尚书》在历代的作伪层出不穷,梅赜的《伪古文尚书》更是以假乱真,流传上千年之久。为什么《尚书》最容易被作伪者“盯上”呢?

这同《尚书》在性质上的特殊性有着怎样的关联?

【推荐资料】
1.《风与草》喻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本书是一部通俗易懂的《尚书》现代解读。运用现代的观念和表达方式,对《尚书》各篇进行逐篇的阅读和讲解,适合作为初学入门读物。

2.《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著,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2014

本书是梁启超先生的一部学术名著。梁启超在书中将先秦政治思想分为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两段,又将前一段历史分为三期,开拓了现代先秦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范式。书中前三分之一部分集中在孔子之前,大量引用《尚书》的材料加以论证天道、民本等政治思想,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尚书》的主题和《尚书》的时代。后三分之二部分论述诸子的政治思想,亦值得推荐。

3.《尚书诠释》金兆梓著,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中华书局,2010